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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原一个真实的汪精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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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5-11-4 07:56:2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><FONT size=2>作者:林思云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  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,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,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,却又是鲜为人知。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。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,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“卖国事迹”却是一问三不知。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;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,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。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,不喜欢刨根究底,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。<br>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  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,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。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,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**的历史中完全抹杀,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,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。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,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,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。<br>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   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,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吒风云的历史人物,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在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,应该考虑还汪精卫的本来面目,重新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。<br>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   要为汪精卫写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小传还有不少困难,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汪精卫的资料十分匮乏,人们似乎都极力避开这样一个敏感人物,怕给自己惹来各种麻烦。1980年代后期,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汪精卫的书籍,比如蔡德金的《汪精卫评传》,黄美真的《汪精卫传》,秦亢宗的《走向深渊》等。但中国出版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,就是有意识地贬低丑化汪精卫,写书的重点放在猎奇和艳史方面,不是严肃的人物传记而近似于野史小说,真实性有很大的疑问。日本也有不少关于汪精卫的书籍,比如上板冬子的《汪兆铭的真实》,杉森久英的《汪兆铭传》,今井武夫的《支那事变的回想》,特别是亲身参加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松本重治写的回忆录《近卫时代》和《上海时代》,犬养健的《扬子江仍在奔流》,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。与中国的资料相比,日本有关汪精卫的书籍比较严肃,基本没有凭信性很低的猎奇艳史部份。因此这篇《真实的汪精卫》以日文资料为主,中文资料为辅,力争做到求实客观。<br>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   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,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:第一部份:为了革命奉献一切;第二部份:打倒独裁者蒋介石;第三部份:和平运动曲线救国。<br></P></FONT>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-11-4 0:00:16编辑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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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4 07:59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<FONT size=2>第一部份:《为了革命奉献一切》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1893年5月4日,广东省番禹县(今广州),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,又新添的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,也是第10个孩子,汪椒给这个男孩龋蝴叫汪兆铭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,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。汪椒是个落第秀才,后来弃文从商。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,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,在汪兆铭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。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,汪兆铭8、9岁时,就基本可以读书了。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,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,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。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,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。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,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,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,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汪椒家里并不富裕,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。汪兆铭13岁时,母亲病逝,14岁时,父亲又病逝。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。由于家境所迫,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。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,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,清政府开始搞“新政”,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,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,授予高级官职。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,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: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,留学费用便宜;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,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;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,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,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。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,在日本教师讲课时,旁边配有中文翻译,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。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:政法大学速成科(汪兆铭母校)、宏文学院、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(蒋介石母校)。<BR></FONT>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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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4 08:03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<br><FONT size=2>   1904年,两广总督岑春□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,录取人数为50名。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,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高多了,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。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,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胡汉民,朱执信等人,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。1904年9月,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,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。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,他以“国家元首”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,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,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的事。到日本后,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,离政法大学很近。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,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《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万法精神》,斯宾塞的《政治进化论》,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,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,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,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。即使在课堂上,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,教授就停止讲课,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。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,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,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,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到1905年,仅仅在东京一地,就有中国留学生1万余名,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前的规模。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,使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。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,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的革命党。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,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,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,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。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,但在日本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,并不喜欢保皇党的渐进稳健主张,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激进的暴力革命方案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,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,这些革命党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。有孙中山的广东派“兴中会”,黄兴、宋仁教的湖南派“华兴会”,章炳麟的浙江派“光复会”等等。其中以孙中山的“兴中会”和黄兴的“华兴会”势力最大。黄兴身材魁梧,仪表堂堂,性格豪放,很有革命家的“气派”,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。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,说话慎重,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。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“三民主义”的革命理论,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,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,汪兆铭和胡汉民,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中山,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“兴中会”。汪兆铭文思敏捷,擅长演讲,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,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。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,力量很分散,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,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。1905年7月30日,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。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,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,出来没有见过面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,黄兴紧紧握著孙中山的手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当时黄兴32岁,孙中山40岁。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,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,两人语气强硬,各持己见,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。最后黄兴破颜一笑说:“孙先生,我服你了”,两位革命巨星终于达成了联合。1905年8月20日,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“中国同盟会”在日本东京成立,孙中山被选为总理,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,被选为评议部部长。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:执行部、评议部、司法部。汪兆铭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,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,那时汪兆铭才22岁。<br></FONT></P>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-11-4 0:03:50编辑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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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4 08:07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<BR><FONT size=2>  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,1905年11月,同盟会的机关报《民报》正式创刊。《民报》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,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、胡汉民、吴稚晖等人。汪兆铭从《民报》的创刊号开始,一直是《民报》的主要撰稿人,汪兆铭以“精卫”的笔名在《民报》上发表文章。汪兆铭使用“精卫”的笔名,源自《山海经》里精卫填海的故事,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。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,笔锋锐利,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当时《民报》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《新民丛报》,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派的改良主张论战为主,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。1906年6月,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,在260余名学生当中,汪兆铭成绩名列第二。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后,有归国服务的义务,同级的大部份同学纷纷归国。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,决定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。由于逾期不归就没有了公费资助,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。幸好汪精卫日语较好,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,每月可得稿酬五、六十元,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,还可以资助朋友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同盟会成立后,革命派的势力大振,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。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,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。尽管日本政府中,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情态度的人很多,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,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活动进行限制。1905年11月,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,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。1907年初,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,“请”孙中山出国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,继续从事革命活动,这时汪精卫已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。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。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,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,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《民报》等革命刊物。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《民报》,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,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。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,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。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,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。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,没有单独谈过话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1908年汪精卫26岁,陈璧君17岁,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。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,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,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。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,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。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,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,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。陈璧君读了《民报》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,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。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,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。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,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,他对陈璧君说:“革命是男人的事,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?”。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,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“退婚”。陈耕基开始不同意“退婚”,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,只好同意让陈璧君“退婚”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,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,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。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,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,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,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。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,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。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,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。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,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,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,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,解除婚约。汪精卫在信中说:“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,已被朝廷发觉,谨自绝于家庭,以免相累……吾为革命流血,志矢不渝,谨请谅鉴。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,曾有婚约,但既与家庭断绝,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。请自今日始,解除婚约”。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,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,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。<BR></FONT>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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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4 08:10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<BR><FONT size=2>  陈璧君退婚后,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,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。1908年7月,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,在孙中山的“特批”下,宣誓加入同盟会,到《民报》编辑部帮忙,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。陈璧君到《民报》后,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。本来《民报》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,生活十分拮据,极少去饭店吃饭。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,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,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,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。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,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,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,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,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。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,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,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,被人称为“道学先生”。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“革命家不结婚”的信念。汪精卫对陈璧君说:革命家生活无著落,生命无保证,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,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。汪精卫发誓说:“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”。汪精卫越说不结婚,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,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。后来汪精卫说: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,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,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,在辛亥革命成功后,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,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。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,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,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到1908年冬,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。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,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。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,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“远距离革命家”。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:“徒骗人于死,己则安享高楼华屋,不过‘远距离革命家’而已”。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,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,有人写了《孙文十四大罪状》一文,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。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,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,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。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,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,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。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,宣布脱离同盟会,恢复他们以前的“光复会”。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,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,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在此情况下,汪精卫站了出来,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,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“远距离革命家”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</FONT> 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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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4 08:14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要睡觉去了~~</P>
<>有感兴趣的同志先慢慢看着</P>
<>(未完待续)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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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5-11-4 20:37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这位老大对历史还蛮有研究的,欢迎再发一些好帖,供我等长长见识,呵呵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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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6 06:43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谢谢鼓舞!</P>
<>今天晚上就是累也要挺着给大伙再续上几段。。。。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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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6 06:56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<FONT size=2>《续》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第一部份之二:玉石共焚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 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,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。到1908年冬,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,但都相继失败,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,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,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,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。1908年冬,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:“徒骗人于死,己则安享高楼华屋,不过‘远距离革命家’而已”。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“远距离革命家”作风,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,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。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,一些人主张“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”。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: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,说孙中山“办事近于专横,常令人难堪”,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,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。<BR> <BR>  1907年日本政府“请”孙中山出国时,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(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、三十日元),而孙中山只给《民报》留下2000元经费,其余自己全部带走,使《民报》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。1908年冬,《民报》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,章炳麟说: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,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,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。章炳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法“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,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”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在“远距离革命家”批判和“倒孙狂潮”的夹攻下,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,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。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,为了挽救革命、挽救同盟会,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,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“远距离革命家”,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,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,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“远距离革命家”的讥讽,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。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《致南洋同志书》中写道:“吾侪同志,结义于港,誓与满酋拼一死,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,使灰心者复归于热,怀疑者复归于信。今者北上赴京,若能唤醒中华睡狮,引导反满革命火种,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。”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,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,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,梁启超的“远距离革命家”批判不攻自破,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。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,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。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,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,永远载入史册。汪精卫在《致南洋同志书》中的一段话,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:“此行无论事之成败,皆无生还之望。即流血于菜市街头,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。”<BR></FONT>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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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5-11-6 07:05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<><FONT size=2>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《民报》26期上的《革命之决心》一文。汪精卫在文中说: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,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。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,二是釜。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,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,才使生米变成熟饭;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。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,一作为薪,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,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,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;二作为釜,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,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,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。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,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,也是长年在《民报》一起工作的同事,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。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,劝汪说: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,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。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,对革命的损失太大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汪精卫则说: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“远距离革命家”,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,已经到了“非口实所可弥缝,非手段所可挽回”的地步。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,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,使章炳麟愧对党人,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。我以前在《革命之决心》一文中曾经说过,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,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,若吝薪则何由有饭?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,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。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,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,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:“我今为薪,兄当为釜”。胡汉民见到血书时,当场哭得昏了过去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,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。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,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,但也没有表示反对。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,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,作革命之薪的人。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黄复生是四川人,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,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。黄复生读了汪精卫《革命之决心》一文后非常感动,对汪精卫说:“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”。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,汪精卫还没有讲完,黄复生就大笑道:“铭兄,有话何不直说。我和你一起去北京”。汪精卫说:“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,毫无生还的可能……”黄复生豪爽地说:“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,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,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。”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,请他帮助作炸弹,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,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。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,有人半开玩笑地说:“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,当然不怕死。到关键时刻,你把英国护照一抛,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。”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,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,满座皆惊,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。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,然后喻培伦、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。1909年10月,汪精卫、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,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。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,她本人精通外文,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。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,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,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。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,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,觉得十分不自然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汪精卫说:“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。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,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。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,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……”郑毓秀当即答应:“如果不会爆炸,还叫什么炸弹?这事就交给我了。”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,又精通诗词文章,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,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,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。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,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,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。后来郑毓秀感叹说:“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”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,挂上“守真照相馆”的招牌,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,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。不久喻培伦传来话:正月十五(1910年2月10日)将带铁西瓜入京,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。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,见郑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,白人绅士的手里提著一个沉重的皮箱,里面装著炸弹,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。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,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。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,曾一直追求郑毓秀,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,那人当然一口答应。</FONT></P>
<><FONT size=2>   炸弹运到北京后,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,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。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(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,亲王之下为贝子,贝子之下为贝勒)。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,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,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。当天汪精卫、黄复生、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,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,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。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,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,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。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,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,只好终止暗杀计划。<BR></FONT>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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